编者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首先坚持历史的客观性。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认识的间接性、历史顺向运动与历史研究的逆向思维以及历史事实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解决历史研究中面临的理论矛盾。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待西方的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从而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是哲学中的变革。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主持过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要“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理所当然的。在当代中国，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首先坚持历史的客观性观点，如果历史没有客观性，而是任人打扮的十八岁的小姑娘，那历史根本不可能成为具有科学性的学科。可是要阐明历史的客观性并非易事，因为客观历史要变成书写的历史，必须经过历史研究者，即经过主体。而主体固有的主体性，往往会为历史客观性设下种种障碍。西方历史哲学曾经对历史客观性提出种种问题，这都是难题，也是一种促进。无论是其中包含的历史智慧或是提出的难题，甚至错误的观点，都可作为他山之石，有助于我们创造性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客观性的思想。
一、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认识的间接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的一些重要论断：如“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1]；“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2]；“弄明白历史怎样走来、又怎样走下去，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3]；等等。这些关于历史的重要论断，都是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历史如果没有客观性，只主观地历史书写，那一切历史书都是空话。一切历史著作都应该付之一炬，或仅仅归为文学创作，供人作为小说阅读消遣。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4]88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合力的结果。但历史一经创造出来，就由主体的活动变成客观事实。历史是尝然而不是未然，是既成事实而不是等待书写的文本。历史不可选择、不可假设、不可改变。
对历史的客观性，马克思有非常精辟的分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585无可选择性就是历史的客观性。也正因为历史是客观的，其中包含着人类实践积累的经验、教训和历史的规律，因此历史才能成为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清醒剂，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只有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中国传统史学倡导的“以史为镜”，称历史为“镜鉴”才有根据。也正因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弄清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弄清中国是如何走过来的，我们就能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历史方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关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判断，都是基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九十六年的奋斗史，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历史成就的判断为依据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立足现实、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整个贯穿的是承认历史客观性的分析方法。
历史是客观的，可是在历史的研究中，历史的客观性变成了间接性。历史研究者面对的是种种历史资料，包括文字的、文物的、地上的、地下的，这是历史的残迹，而不可能是面对历史自身。这是历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成为坚持历史科学性的绊脚石。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留下的一本未完成的著作名为《为历史学辩护》。这本书是针对历史有什么用，为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写的。历史学需要为自己的存在合理性而辩护。他发表了为历史学合理性辩护极富感情的话：“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5]5为什么他要为历史学辩护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历史学面临的历史客观性和历史认识的间接性矛盾，大大削弱了历史学的可信度。他说：“历史学家绝对不可能直接观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实。没有一个埃及学家看到过拉美西斯，没有一个研究拿破仑战争的专家听到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炮声。我们只能通过目击者的记录来叙述以往的史实。”[5]42
其实，这个困难是任何历史研究的普遍困难。我们研究秦汉史，谁也没见过秦始皇，没有见过楚汉之争，没有见过汉武帝，没有见吴楚七国之乱。总之，凡是历史事实都不是当代历史研究者能亲见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面对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滔滔江水，小乔初嫁时雄姿英发的周郎，羽扇纶巾的诸葛先生，樯橹灰飞烟灭的赤壁鏖战，也只能是站立岸边“遥想当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面对银装素裹的如画江山，也只能追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斯汗，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永远面对的是现实的存在，只能面对历史远去的背影。历史研究只能是间接性的，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如此。只要是历史,就表明研究者不可能直接面对当时的现实，即使是现代史当代史的研究也都是如此。历史研究者永远不可能是历史的“在场者”，而是“缺位者”。回忆录严格说不是历史研究著作，而是亲历者提供的历史资料。
历史研究处于一种困境，这种困境“就如同警官要力图重构犯罪现场一样，又好像一位卧病在床的物理学家，只能通过实验师的报告来了解实验的结果。总之，与现在的了解相反，对过去的了解必然是‘间接’的。”[5]42因此，布洛赫提出的历史学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辩护，辩护它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它的科学性、它的价值和功能等等一系列对历史学性命攸关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客观性问题何以可能、如何解决历史客观性与历史研究间接性的矛盾问题。
历史唯心主义不存在这个矛盾，因为它不会为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所困扰，而只承认支配历史的观念和思想的主体性。历史的本质并非历史自身的客观性和历史自身的规律性，而是支配历史的观念和思想的至上性，所谓客观历史只不过是观念和思想的投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是理性主宰世界，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世界历史只是舞台，绝对观念实现自身的舞台。黑格尔用理念来解释历史，用来解释世界历史为什么从东方开始，经过希腊罗马，再到普鲁士。他也用世界理性或说绝对精神来解释英雄人物，认为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在他们的目的中分享有世界精神的目的。他正是以这种观点说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这样，所谓主客体二分化的矛盾被融化于绝对观念之中。历史主体对历史的认识是一，而非二，历史是绝对观念的体现，而对历史的认识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可究竟什么是绝对观念，估计黑格尔自己也说不明白。恩格斯曾揶揄说：“绝对观念——它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6]
柯林武德关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的论断，说：“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为。”[7]既然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被思考的支配历史的思想而不是历史客观性自身，历史事实客观性就被一笔勾销了。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宣扬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关于历史的本质和对历史认识是对绝对观念自我认识的影子，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不过一为客观唯心主义，一为主观唯心主义。都是马克思批判的，“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4]73。
当然，黑格尔和柯林武德都对历史理论有其独特贡献。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只是他为构建绝对真理体系而找到的一块巨大奠基石，他在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在历史中，再返回自身的这样一个圆圈式运动的构想中，发表了许多深刻的有价值的思想。他的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和具体分析历史问题的极强的历史感，都是对历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柯林武德反对实证主义，反对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强调历史事件中贯穿着思想，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对象，而是包含着对历史进程中思想的看法，对于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但就反对历史客观性来说，他们基本立足点都是错误的。他们深刻的历史智慧被建立在否定历史客观性的唯心主义基础之上。
什么是历史事实，历史有事实吗？历史哲学不断追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听起很哲学，很吓人，如果我们换个方式提问就并没有那么神秘：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客观的吗？我们是生活在梦中还是真实地生活着？如果我们不是那位梦蝶的庄周，或是被“唯一的存在是自我”的观点醉晕，都会毫无怀疑地说，我们生活的现实是客观的现实，我们面对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实地在发生着的，而不是在做梦，不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禅境。其实，历史并不神秘，当前的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当前的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如果承认现实的客观性，承认自己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不是在做白日梦，就应该合乎逻辑地承认历史的客观性，承认未来现实的客观性。客观性贯穿人类全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现实生活之中。
当然，历史和历史研究不同，历史研究所追求的不是历史无限事实的客观性，而是与自己需要解决问题的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历史只有成为研究对象时才成为史学。历史研究即历史书写都是以问题为导向。判断史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与所研究的问题不可分。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对呈现为历史问题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用来说明自己研究的历史问题的史实材料是否真实，这属于科学研究水平问题，而不是历史有无事实的问题。恩格斯曾说过，对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多年时间。因为搜集、考辨、证实史实的真实性是个过程，是逐渐接近事实的过程。逐渐接近事实真相的过程，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许多重大历史真相的揭示，往往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需要历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甚至是无数代学人的努力。历史研究者之所以能以毕生精力，以水滴石穿、锲而不舍的精神从事历史研究，当然是以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为立足点的，否则，水中捞月，镜中取花的历史研究，哪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会去干这种傻事呢？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看，历史书写的科学性是以历史曾经发生的事实为依据的。真实反映历史事实的真相是历史研究求真的目的。历史书写中的所谓史实可以伪造，但历史不能伪造。凡是伪造的材料最后都会被揭穿，因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伪造终究会在历史研究中被证伪。墨写的谎言不可能改变铁的事实。没有假的历史本身，只有假的历史书写。2014年7月7日，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2]
对“什么是历史事实？”的争论，可以是历史哲学的偏好，但自古至今历史研究和写作照样进行。中国是历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从《春秋》《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以及各个王朝为前朝所修历史，不计其数。在西方，有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尼的《希腊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当代英国剑桥16卷本《中国通史》等等不少历史著作。尽管在历史编写中会存在关于某条史实材料真实性的争论，会就何种方式选择最可靠的材料展开争论，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是不相信历史有事实而研究和编写历史书的。除了自觉的历史伪造者，根本不相信历史真实性而从事历史写作的学者是没有的。正如知道是假钞而乐于接受和使用假钞一样，不过是个骗子。如果这样，这种人不能称为历史学者，而是怀有政治目的的历史伪造者。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这种冒牌的所谓历史学者，包括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但并不认为历史研究可以达到历史的绝对的真实性，而是把追求信史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而且，主张历史客观性，也不是倡导历史实证主义，只强调让事实说话。历史不是客观事实的堆积，能说话的是人，是人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事实本身在说话。用事实说话的人，必然会用一定的观点来应用这些事实材料。因此历史与哲学是不可分的。哲学与历史研究分离而陷于纯思辨是以往历史哲学的致命缺陷。历史是产生哲学家和划时代哲学思维的发源地，而哲学是观察历史和正确书写历史的思维核心和灵魂。旧的历史哲学往往离开历史而从外面提供历史研究必须遵守的抽象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判过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历史观。而真正的历史学家是实践的历史学家，即从事历史研究而不是沉迷于抽象历史哲学命题的争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洛赫把自己比喻为“手艺人”。学习历史，就像是学细木工，要经过帮工这个阶段，通过实实在在的从事历史研究而不是通过思辨成为历史学家。纯粹思辨可以成为一个立脚不牢的历史哲学家，但决成不了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确实需要从事专门的历史研究，需要占有材料，需要有历史研究的专门技术，但历史学家的水平决不是用熟练还是笨拙的工匠式的水平来区分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它的确有不同于别的科学的专门的技艺即专门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历史观。历史学不可能排斥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恢复了历史与哲学的正常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新历史观的创始者，又是最重视历史研究的学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边注中虽然删除了“我们仅仅知道的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段话，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改变了这种看法。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阐述得更清楚：“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8]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历史与哲学的完美结合。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历史研究中产生的，又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只要读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研究的笔记就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一些著名的历史著作，是两者结合的卓越范例。历史学的科学化水平与历史观的性质不可分，历史观决定对历史资料的采信和对历史事实如何解释。历史学家不是手艺人而是科学家，他在处理历史材料时无可回避地要面对一系列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我们重视中国历史、中共党史、中国国史的研究。在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二、历史顺向运动与历史研究的逆向思维
历史是由过去向当代走来，研究历史是由当代向过去走去。历史之流是顺时针的，是由前向后，由古及今；而历史研究却是逆时针的，是回溯性，由后向前，由现在追溯以往。这就是产生克罗齐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著名命题的原因。这个命题影响至深，至今仍是历史学研究追求真实性和科学性时争论不休的“卡夫丁峡谷”。
实际上，克罗齐的论断中包括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任何历史学家都在自己的时代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历史学家的观点、视角、兴趣、关注点，都不可能跳出自己的时代，即每个历史学家所处的“当代”。历史研究的兴趣，关注的问题和研究动机都受自己时代的影响。根本与现实需要无关，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要比较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和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与毛泽东的“劝君少骂秦始皇”和“百代都行秦政法”的评价，就可以看到历史的价值评价确实具有时代性。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克罗齐的论断，无疑对历史研究是有启发的。
历史学家都生活于特定时代和确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和历史条件去研究和认识历史。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判断都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全部人类认识就个人而言，谁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和历史条件呢？难道自然科学家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和历史条件吗？不能。恩格斯说过，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事物，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才能达到什么程度。谁能由于自然科学家的时代和历史条件性而否认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呢？没有。可见，一门学科的科学性问题并不仅在于认识主体的条件性问题，而同时是认识对象的客观性问题，在于主体认识和客观事实符合的程度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历史判断的当代性能不能变为被研究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当代性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历史认识的当代性涉及的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及其历史价值观的当代性。历史研究主体的时代性是变化的，他们的历史价值观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当代性”是研究者的一种永恒的话语，任何时代都是自己的“当代”，都是研究者生活其中的“当代”。可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是“过去”，他们有自己发生的确定的时代和真实的内容。我们可以改变观察历史的观点，但不能改变历史事实，也不能把古人从古代拉到当代。
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永远不能取代对历史的事实判断。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时历史人物评价时，坚持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在201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
任何历史书写者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有限，对历史事实不可能亲见亲闻，而历史书写的对象或通史，或断代史中的事件或人物，属于另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甚至久远。片面强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必然会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当代化或当成当代的历史。如果每一代历史学者都是按照书写者自己的时代、观念、思想重构过去，而且是永远不断地重构过去，那“历史真实性”将永远笼罩在不断变化、永远不可信的“当代性”的迷雾之中。以这种历史观指导历史写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历史的伪造者，尽管自认为是合理地构建过去。有位学者说得好：谁会在乎历史学家的马后炮呢？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学者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了当时的可行性。克罗齐的论断对追求历史绝对真实性的历史学可以说是猛击一掌，它能够促进历史学家更谦虚地看待自己的历史结论，更加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研究。但它的副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论断的绝对化、片面化，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根据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能跳出自己时代，回到历史书写的年代，所谓历史事实只能是“当代”作者写入书中的所谓事实，每代历史学家都能通过写作把历史变为“自己的当代史”，那就等于宣布历史事实无“彼时”“彼地”，永远只有“此时”“此地”。这样的历史不是历史自身，而是历史研究者心中的历史。坚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必然要把历史学从科学研究中驱逐出去，变为当代人的创作，这种历史观最容易助长历史附会、影射史学。像有些人为了反对蒋介石，把秦始皇写成蒋的模样，以暗示蒋的残暴；或因为反对毛泽东，又把毛泽东描述成当代秦始皇，以示毛泽东的专制。历史现实化，现实历史化，这对两者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影射史学，是史学科学性的祸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以反对历史本体论为前提，吊诡的是它照样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的。克罗齐明确宣称，历史进程“生于思想而又回到思想，它通过思想的自知性而成为可知的，它绝不需要求助于外在于自己的任何事物去理解它自己”[9]76，“除非我们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就是认定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间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对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的。”[9]13可见，对克罗齐来说，历史事实并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他在所谓事实上看到的只是思想的光芒。只有思想才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如果没有唯心主义历史本体论的支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就难以自圆其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等于人类没有真实历史，没有真实发展过程，永远只有当下。尽管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说所谓批判历史哲学把历史科学的可能性集中于历史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对历史科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它有利于推动历史研究者更谦虚地处理历史事实和自己历史判断的关系，深入探求能够更真实揭示历史真实性的方法和途径，但以对历史的主体判断代替历史自身的客观性，带来的是历史科学性的灭顶之灾。
在分析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我们一定要明白，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主体。一个是历史学家，另一个是人民。历史学家是学者的评价，是学术的评价；而人民的评价是百姓的评价，是人心的评价。它们可能一致，也可能截然相反。就当代来说，我们可以发现对太平天国、对义和团、对鸦片战争、对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新旧社会、对中国革命、对毛泽东等等截然相反的评价。我们重视学者有真实学术见解的评价，但不能把一些学者的具有偏见的评价以学术之名凌驾于人民的评价之上，甚至否定人民的评价。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最终具有评价决定权的是人民。人民的评价代表人心向背，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我可以断言，历史学家对开元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评价，总不如当时人民的切身感受来得真实和亲切。因此研究历史，不仅要看正史，还要看野史，看时人笔记，看当时关于人民的生活的真实记载。在当前，有少数所谓学者违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进行无耻中伤和造谣诬蔑，他们和党的决议、和全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评价相对立。一个有学术良知的历史学家在评价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时，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在人民的立场。以人民为中心和实事求是是一致的，相反往往会歪曲事实，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任何在重写历史的名义下，在追求历史真实性名义下，与人民相反的评价，以历史的启蒙者自居，众人皆醉我独醒，实际上只是旧时代的回音。以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为据，帮不了忙。
本来，历史回溯性思维应该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历史,因为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水平上研究历史。马克思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0]回溯性思维或说向后思维，对历史研究来说不仅是一种必须的不可少的思维方式，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正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样。不仅马克思这样看，一个真正对历史理论有研究的学者也会这样主张。布洛赫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认为，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必须与事件发生的先后完全吻合，那真是个极大的错误。虽然，他们事后会按历史发展的真实发展实际方向叙述历史，但在一开始，却往往如麦特兰所言是‘倒溯历史’的，这样更为便利。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骤往往是由已知推向未知的。”[5]39只是由于唯心主义采取的怀疑历史客观性的观点作怪，把“回溯性”视为历史可信的障碍。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认为正确的历史分析并不会因为历史是从后思维而不可信。离开历史发生的场景，事物的真相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表现得更充分，材料可以更多，真相更清楚，后人可以站在历史发展的结果上，摆脱事变发生时的种种利害关系，观察更客观，站得更高，分析更为透彻。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不同。无论是研究经济学还是历史学都一样。研究往往是从最发展的形态开始，即从后开始，而叙述则按照历史顺序。因为“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5]37
三、历史事实与历史文本
客观历史必须通过历史的书写，即成为历史书才能为人知道，成为知道了的历史，否则，无人知道。但历史不是文本，而文本是对历史的书写。可以断言，人类知道的历史与客观历史相比，不说是沧海一粟，也可以说是百不及一。历史是人类无尽的宝藏，而历史书仅是历史的一角。历史文本是无法与真实的历史相比的。正因为历史只有作为文本才能为人理解和接受，因此有些学者坚称不存在历史的客观性，不存在历史规律，存在的只是文本。后现代主义已经完全摒弃了历史本身，否定历史的宏大叙事，否定历史的本质、历史的规律，只重视历史的细节，重视历史的书写。历史只是文本，语言才是历史的本质。
如果历史没有规律，没有本质，不需要宏大叙事，就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最大的功劳就是走向历史深处，发现历史的规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就是对人类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发现，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则是对经济规律的发现，《资本论》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而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理论支柱。没有规律，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科学，也没有历史科学。
历史研究当然要研究细节，历史事实就包括历史细节，无论是重大历史事件或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都包含一系列细节。没有历史细节，就没有历史学。但细节有重要的关键细节，也有不重要的细节。事无巨细，一览无余地纠缠于细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历史学。历史学要研究重大细节，但不能停留在历史细节，停留在细节上往往是停留在历史的表层，不能走向历史的深处，发现历史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不研究规律而沉迷于细节，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历史必须有叙事，甚至宏大叙事，有对历史事实中存在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否则，历史学只是细节、只是碎片化，历史学已不再是历史科学，而最多是文学创作，而单纯地以文学创作对待历史，最容易堕入历史的戏说。
历史文本化、文学化、语言化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一大特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代表性人物海登·怀特的话就很典型。他说：“在历史研究领域，叙事大多既不被看做是一种理论的产物，也不被看做是一种方法的基础，而被看做是一种话语形式。这一话语形式可不可以用来再现历史事件，要看其主要目的是描述一种情景，分析一个历史过程，还是讲述一个故事。”[11]588在他看来，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历史事实的语言。这就是蓄意把历史事实和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达混同。基于这个前提，在他看来，历史学在写历史，与其说是追求真理，不如说是追求语言的修辞成果。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一样，都是书写表达某种愿望的虚构故事，是人们想象的产物。至于，安克施密特强调：“一部历史作品的史学价值不在于它所揭示的事实，而在于对事实的叙述阐释”，因为“不存在使我们把过去‘投射’到其历史编纂再现的叙述层面上的翻译规则；所以‘历史叙述’不是过去的‘图画’或‘肖像’”[11]591。按照这种观点，历史著作重要的不是事实，而在于文本的叙述。
总之，无论是思辨历史哲学还是批判历史哲学，拟或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语言学转向，都不是救治历史学科科学性缺失的良医。我们承认，它们提出的观点或难题可以促进我们思考，对促进历史学的科学化可以起推动作用。历史学家应该重视它们提出的问题，但不能不加分析地奉为圭臬，任凭这种观点作为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导。事实上，没有一个严肃的世界史学家会按照世界历史是绝对观念从东方到西方最后在德国最终实现来编写世界史；也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研究罗马史，研究中国古代史，会认为可以不尊重罗马和中国古代已经证实的历史事实，片面地强调它是当代人按当代人的观点重写的“当代史”，一些人吵吵不休的历史的重写，往往是按照自己信奉的历史价值观对真实历史的重构。真正的历史学家，也不会把历史著作视为与历史事实无关的个人叙述。如果历史书可以不管事实，只管如何叙述，从历史书中根本弄不清我们从何处来，人类经历了什么，看到的只是一堆高深莫测的名为历史文本的胡说，这是历史学的死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学最为丰富，史学理论也最为丰富，包含许多精髓。中国历史最长，历史著作在世界史学著作中最为丰富。中国不仅有史学传统，也具有丰富和富有智慧的历史理论。与西方历史哲学不同的是，中国不是从抽象的思辨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转向来规定历史写作，来论述历史的，而是与实际的历史写作结合在一起的。历史理论就寓于历史学的实践之中。中国古人治史“未尝离事而言理”。中国历史学不是抽象争论“什么是历史事实？”或“历史是否可知？”之类的纯哲学问题。中国历史理论讨论的问题都是实际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治乱兴亡中存在的具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中国古代历史著述具有总纲性质。当然随着时代发展，对天人之际中的“天”有不同的解释，天道与人道、事与理、天听与民听相结合，越来越清洗掉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的天命论色彩。
中国传统历史理论中也存在缺陷，过分重视道德作用，尤其是关注王朝的治乱盛衰，存亡继绝。尽管《史记》中有《平准书·序》与《货殖列传》和关于陈涉起义与战国游侠的记载，但从总体上说，历史书大都是偏政治、轻经济，偏帝王将相、轻庶民百姓。这个缺点并非中国独有，可以说中外历史书都是如此，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最看重的还是中国历史理论中包含的尊重事实、秉笔直书的传统，强调史德、史才、史识的传统，强调历史变易，时变则事变、变革不法古的社会进步论思想，重视水可载舟、水可覆舟，富民、教民，强调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历史观，视天下为一家的宽阔历史眼界，等等。中国的史学理论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中国近代经历过从传统史学到当代史学的新史学革命，也经历了从新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性变革。史学革命从根本上说是历史观的变化，初期是以历史进化论取代传统历史理论，随后西方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也开始影响史学理论。但是真正使中国史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传入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取得重大成就。历史唯物主义重视历史客观性和历史规律，为历史学科科学化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正如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传统历史理论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国的历史理论应该有中国特色，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待西方的历史理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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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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